黃皮膚、白皮膚、棕皮膚，走進中科院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（以下簡稱廣州生物院）的任何一間實驗室，你很可能會看到膚色各異的科研人員穿著同樣的白大褂，用英文交流著。

　　從2003年廣州生物院籌備時開始，這個坐落於嶺南古城的研究機構就注定要走上“洋氣”的發展道路。10多年來，廣州生物院已成為會聚國際高端生物醫藥人才的科研殿堂。

搭起中國與國際的“橋”

　　今年，是廣州生物院首席技術官米奇·托爾托雷拉（Micky Tortorella）到這裏工作的第6個年頭。2009年來到中國之前，他曾是美國杜邦製藥公司的研究科學家、全球以研發為基礎的最大生物製藥公司之一輝瑞公司的高級研究員。

　　米奇很喜歡現在中國的工作。在他來到廣州生物院之後，廣州生物院在廣州市政府專項資金的支持下，成立了藥物研發中心（DDP）。米奇成為這一國際化平台的負責人，他的目標就是建立起完整的藥物研發鏈條，架起基礎科研與藥物研發之間的橋。

　　“美國的藥要進入中國市場很容易，但中國的藥要想推到美國的市場卻很難。現在，中國沒有一種藥是作為創新藥物進入美國市場的。”米奇說。米奇心中的這座“橋”不僅要架起中國創新藥物走上世界市場的路，也要架起中國科研機構與國際科學家的通道。

　　“DDP可以被稱為最能體現廣州生物院國際化的地方。我們有來自美國、英國、俄羅斯、西班牙等國科學家組成的國際科學家團隊。”米奇說。如今，他已將這個平台打造成擁有60多人的藥物研發團隊，這樣的國際合作也降低了DDP研發藥物的風險和費用。“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的科學家還會帶來更多藥物研發的資源。”

　　不僅如此，DDP建立了多個新藥研發國際合作夥伴，為了提高藥物研發效率，DDP還成立了國際委員會，審查、監督、評價DDP的全局決策。“委員會和部門主管要確保DDP能夠為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選擇最好的項目和技術，確保DDP的研究方向和成就達到或超過國際一流標準。”米奇說。

“能簡單就不要複雜”

　　作為廣州生物院院長，裴端卿在美國也有多年的科研經曆。“科研活動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過程。”裴端卿說，來自國際的科學家不僅為研究機構帶來了人脈和科研資源，更重要的是帶來了不同的做事方法和規矩。

　　從化合物的結構模擬到獲得知識產權，藥物研發通常是個漫長的過程，經常涉及多個團隊，對團隊的綜合能力要求也較高。鑒於此，廣州生物院嚐試了一種新的管理方式，打破了目前常見的課題組長負責製，采用“項目為主”的科研團隊組成方式。“能簡單就不要複雜。”裴端卿說。

　　對於長期在DDP工作的海歸、高級藥物研發人員張豔梅來說，新的管理方式讓她覺得更加開放和自由。“在傳統的實驗室裏，課題組之間的交流很少，而在這裏，我可以和任何一位科研人員交流項目上的事情。”張豔梅說。在DDP平台上，張豔梅與美國聖特路易斯大學教授John J. Talley合作，研發出了用於治療癌症的新型COX-2抑製劑。

　　2014年，廣州生物院與美國Euclises 藥物研發公司共同宣布達成關於加速開發用於治療癌症的新型COX-2抑製劑的協議。“這很可能成為第一個打進美國市場的中國藥。”米奇說。

一串長名單

　　在幹細胞與再生醫學、藥物開發、科研儀器裝備研製等領域，廣州生物院的合作名單可以列出長長的一串：如美國加州再生醫學研究所、英國伯明翰大學、新西蘭奧克蘭大學莫利斯·威爾金斯中心、以色列魏茲曼科學研究所……

　　10多年來，廣州生物院一直在擴大對外科技合作的網絡，已與1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科研機構建立了長期、穩定、有實質性的合作關係。像DDP一樣，該院大多數研究人員都是通過國際招聘的渠道引進回來的。也正因如此，這裏被國家外專局授予了“國家引進國外智力示範單位”稱號。“我們在《自然》《科學》等平台上刊登我們的招聘啟事，回應的人很多。”裴端卿說。

　　如今，廣州生物院承擔了基金委國際（地區）合作研究項目、外國青年學者研究基金項目、科技部國際科技合作專項、中國科學院“愛因斯坦講席教授”計劃項目等多個國際合作項目，這些都成了廣州生物院引進各國頂尖生物醫藥學家的有力渠道。

　　“在國外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找到合適的機會作自己喜歡作的研究，但是在這裏，我們有更多的自由。”2010年從美國DMXinc製藥公司歸國的新藥篩選平台負責人塗正超說。

　　或許，正是這樣的自由與開放，讓各種膚色的生物醫藥專家凝聚在一起，共同推進中國的藥物創新進程。

　　原文載於：《中國科學報》 （2015-06-11 第1版 要聞）

　　原文鏈接：http://news.sciencenet.cn/sbhtmlnews/2015/6/300982.shtm